吴忠：揭秘“九一三”事件背后的层层迷雾

吴忠将军谈话整理：

“九一三”事件，作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实属前所未有。

相较之下，我们不妨提及张国焘，他曾投奔蒋介石麾下。

事前不知情。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重返丰台，与我们四人——李德生、纪登奎、吴德以及我本人——进行了亲切交谈。

李德生同志刚刚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返回，伊始便向毛主席汇报访问的详情。然而，我观察到毛主席对此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尽管如此，李德生同志仍旧在详细阐述，毛主席遂言：

今日我所谈，乃为纲而非目。何为目？尔等可曾捕鱼，见过渔网？目者，渔网之中之网眼也。而贯穿网眼之绳索，便是纲。所谓纲举目张，便是此意。

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

主席强调，夫人不宜担任秘书一职，认为夫人从事秘书工作并不适宜；同时，他对于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紧咬牙关，挥动手势，誓言要将郑维山所代表的山头主义势力彻底摧毁！

华北管，对此问题感兴趣。

主席的讲话内容丰富，其中重点阐述了对林彪的分析。据我当时的判断，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解决林彪的问题。

主席讲话超过两小时。

我们抵达时，主席正等候着我们。他起身，逐一与我们握手，表达着对同志的深切尊重；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成为最后一位离开的人。主席起身说道，无法留我们共进晚餐。直至我们走出车厢，他才缓缓坐下。

归途中，我与吴德共乘一辆车。于是，我邀请他至家中共进面条，作为晚餐，我们便在那里商讨如何传达相关信息。

我言道，只需观摩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如何传达，我们便依循其方式传达；吴德亦表示，此举似乎已无可奈何。

主席首次与我谈话。

1970年8月，庐山会议（亦即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圆满落幕，随后华北会议紧随其后召开。紧接着，便是针对陈伯达的整风汇报会。在此次会议上，黄吴李邱等同志纷纷进行自我检讨，主席的批评言辞犀利。此外，刘子厚同志也进行了检讨，其代表的是河北省。

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我回想起华北会议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景，似乎是在进行对林彪问题的清算。否则，他怎会在我们面前提及林彪的错误？虽然所述不多，但显然无需在众目睽睽之下提起，这无疑是向他发出警告。毕竟，林彪是何等人物。

在丰台会面后，主席于当晚组织了国庆节的彩排，三十八军及其他部队进行了列队游行。夜幕降临，十二点钟杨德中来电询问彩排何时结束，此事系总理所询。我告知大约两点钟左右即可结束。

他询问是否有可能将总理的发言提前结束，我对他说，完全有可能，即刻就可以完成。

未料林彪已逃。

“十一”仅游园，未游行。

深夜三点钟时分，杨德中来电，告知总理召唤，命我们即刻前往大会堂，同行者包括吴德及我。

抵达大会堂之际，总理正与各大军区通电话，就林彪逃离之事进行沟通。他巧妙地使用隐喻和暗示，提及那位长期隐居养病的人物，曾在庐山会议上发表演说的人，如今携夫人一同逃往北方，且朝着苏联的方向而去。

总理指示，海军舰队及各地区空军应直接隶属于各大军区指挥体系，此举实则意味着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限已被剥夺。在总理的讲话中，并未提及林彪的名字。

总理结束通话后，转身向我们——我和吴德——示意，手指着房门，言简意赅地说道：“主席便在此屋中。”

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指出，一架直升机正盘旋于怀柔区西边约二十公里的高空，目前可能面临紧急迫降的情况。

经查阅资料，得知怀柔西行约二十公里处，可能存在渤海遗址。该地形似盆地，亦为当地一镇，同时也是公社的所在地。

总理嘱托我迅速派遣民兵与部队，务必寻找到迫降的飞机，封锁山区，捉拿逃脱者。飞机上装载着党和国家众多核心机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绝不能让这些机密毁于一旦，哪怕是一张纸片也不可遗失。

总理部署完任务后，我即刻拨通了人民大会堂警卫三师的电话，指示离渤海所较近的七团迅速向渤海所方向进发，务必搜寻到那架迫降的飞机，绝不能让其上的物品遭受损毁，即刻行动。

三师机械化，步兵摩托化，速度快。

随即，我拨通了卫戍区司令部的电话，紧急指令怀柔和延庆的民兵队伍即刻行动，对渤海所周边的山地进行严密封锁，逐步收窄包围圈。采取地毯式搜索策略，务必从空中逃离的数名嫌疑人，确保他们无一漏网。

随后，派遣卫戍区副司令李刚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命令他务必以最快速度抵达，同时严令不得发生交通事故。此外，还要求通信部门紧急开通一条专线至渤海所公社，确保通信畅通无阻。

务必指令李刚率领民兵部队及三师七团全力搜寻那架迫降的飞机，务必确保机上所载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毫发无损，绝不能有任何文件遗失。

李刚领命后离去。

拨通电话归来，总理继而言谈，直言无需再行谜语，遂提及林彪潜逃之事，并强调备战之必要性。

此时，三十八军的112师正在赤峰地区进行实战演练，正当部队行进途中，总理宣布该师不再前往保定附近，将其指挥权移交至你手中。我提议将这支部队部署至昌平，总理对此表示赞同。同时，总理也表示，炮兵第六师与坦克第六师也将归你统一指挥。

在离别之际，总理明确指出，此事仅限吴德、吴忠两位了解，不可对外泄露；我建议将信息告知政委杨俊生同志，以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总理予以赞同，最终决定此事由我们三人共同知晓，且须严守秘密，不得随意扩散。

返程至我的办公室，吴德与我一并向杨俊生同志详述了总理谈话的具体内容。

接到了李刚的来电，他告知我们，那架迫降的直升机已被发现，其中一名死者是驾驶员，不幸被周宇驰所杀害。同时，我们已抓获两名嫌疑人，分别名为李伟信和陈士印。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具尸体，据李伟信交代，这两具尸体分别是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疑似在高粱地里自尽。目前，我们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李刚的第二份报告指出，北京军区的部队以及北方战区的力量正在奔赴渤海区域，这一行动是由李德生主任亲自指派的。

我一听便觉不妥，总理在布置任务时并未提及需要北京军区与北空协同行动。

我即刻告知李刚，北京军区及北空部队的贵宾将至，务必以极高的敬意与礼貌接待，精心款待，并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第二项要求：请他们放下武器，否则将引发全面混战，或者面临材料被毁的后果。若询问命令来源，请告知为卫戍区上级下达。

随即，我立即向总理汇报了事态现状以及我的应对措施，总理点头赞同，便指示按此方案执行。

我认为，若先向总理请示，或许在这瞬息万变之际，会引发一场混战，而我的部队毫无准备。于是，我先阐述了两个要点，若即刻出现新情况，你便可即刻执行；若总理有新的指令，我再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夕阳西下之际，我向总理汇报了当前的工作进展，提及正在对相关材料进行搜查，并准备将枪支发还给北京军区及北空部队，以便他们能够返回原岗位。总理听后，指示我再加上一条信息传达给他们：你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李刚在第三次通话中传来消息，李德生主任亲自来电，急令即刻将人员、武器以及所有文件等物资速送至空军司令部。

我的感觉是事情并不妥当，既然对吴法宪持有疑虑，才特地派遣你前往空军司令部担任要职。目前空司的情况尚不清晰，难道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都能保证无误？那些罪证材料已送达空军大院，这样的安排是否可靠？

我向李刚传达，鉴于空军大院的局势尚不明朗，我们不宜将其送至那里。我要求他派遣可靠的干部和充足的武装力量，务必确保安全，立刻将人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并且我要亲自接收！务必不要送往空军大院！

李刚表现优异，他向我汇报情况时总能做到及时，并未急于将消息传至空军大院。

电话刚挂断，我便立刻向总理汇报，李德生主任未经我们许可，便直接拨通李刚的电话，要求将抓获的两名嫌疑人、武器弹药以及相关文件立刻送往空军大院。鉴于空军大院当前情况尚不明朗，我已通知李刚派遣得力的干部和充足的武装力量，确保万无一失，迅速将人、枪、文件送达卫戍区，交由我亲自接管。

总理明确指示，此事务必妥善处理，并即刻下令对李伟信进行审讯。他特别指派我和杨俊生负责此案，并要求携带一位得力秘书一同前往。

随后，我邀请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与对李伟信的审讯，并确保审讯进展情况实时向中央汇报。

在审讯过程中，李伟信提及了一份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文件，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起初，我以为这份《“571”工程纪要》仅是工程领域的相关资料，却未曾料到它竟牵涉到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

五七一工程纪要笔记（影印）

陈士印，飞行大队长，信息有限。

我和吴德自总理处返回，步入我的办公室。随即，我指示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仅限各部门知晓），对于总参、总政、总后的来电，务必详细记录，而对于所有询问情况的要求，概不回应。

这乃是我返岗的首要任务，务必迅速截断这条联系，以防止我的部队与机关再度遭受总参谋部的干预与调度。

李德生同志接连两次未能通过我与杨俊生同志接听，亦未通过卫戍区机关转达，而是直接拨往渤海所。对此，我至今未能明了其为何选择这种方式拨打电话，是缺乏经验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任命你主持空军司令部事务，实际上是对吴法宪的不信任表现。既然如此，你为何对空军机关的信任如此之深？

派遣部队之举，我并未再做核实，也无须我再费心查证。

然而，对于贵派的军队，我已经下令他们放下武器。我亦无畏冒犯主任，毕竟您的做法有失妥当。

总理亲自交予我一项使命，那就是搜寻那架迫降的直升机。你理应提供协助，并立即与我联系。部队的突然出现，我心中已有预判。在向总理汇报后，他批准了我的应对措施。

至今仍不明白他为何会打那两个电话，唯有向他本人询问方能揭晓。或许中央已向他本人了解过情况，只是我不清楚具体是如何处理的。

李刚与我在渤海所的联系颇为便捷，设有专用线路。他随后告知，拾得一些纸片，已被撕碎，其上以红铅笔书写，散落多处；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内容大致可辨，其中包含林彪的亲笔签名，系致周宇驰与于新野的“手令”。此外，还有一封林彪致黄永胜的信件。

这封信的碎片搜集过程颇为艰辛，它们是分批次送来的，我逐一挑选，并指示部队持续搜寻。在耕作过程中，若不幸损坏了庄稼，我们将按照高价进行赔偿。

杨俊生对于“碎片”一事，已经连续一周未能对上号；总理便派遣公安部的专家着手处理，并特地通知了李震。

专家们效率极高，不到两小时便将稿件整理完毕，交至我手。我随即前往大会堂，将稿件呈交给总理。不料，信件的开头写着“永生”。恰逢黄吴李邱等领导也正在参会，总理便让他们一同审阅这封信。

总理事透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审阅完毕后均表示未曾见过此类人物。而黄永胜在看过之后，即刻坐了下来，情绪显得异常低落。

又经过两日的寻觅，我终于发现了带有“月”字旁的碎片，一番比对后，确认无误，那碎片上刻着的正是“永胜”二字。

总理亲自呈上，毛主席审视后便回应：“总理亲自担保”，由此可明确辨识，这封信是致黄永胜的，于是便确认了黄永胜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所谓的“手令”。此外，还有一张信纸，上面标注着乘坐飞机的编号，是用红铅笔书写的。

林彪手令碎片

此时，中央终于下定决心，所谓对黄吴李邱的“保护审查”，实则是一种隔离审查。

那是9月24日，我们拘捕了黄永胜，但他声称并未见到这封信。

飞机编号为南逃时编号。

直升机着陆后，于新野残忍地射杀了飞行员，随即与李伟信等人一同奔向高粱地，藏匿于高粱田的壑沟之中。众人商定，宁愿共赴黄泉，于新野高呼口号，誓言对林彪的忠诚。然而，李伟信却向天空开了一枪，奇迹般地未遭致命。

飞机编号的信纸遗失了两片残片。其中，致黄永胜的信尚算完整，字里行间劝慰他安心静候，切勿心急如焚。

在对周宇驰与于新野两位逝者的遗体进行解剖的过程中，我向负责的医生指示，需仔细检查其胃部，以确认是否存有被吞食的文件。遗憾的是，医生在检查中并未发现此类物品。

三文件残片不全，意思却明了。

警卫三师职责严谨，如同用篦子细心筛选，恰逢一场雨来，这才艰难地搜集到了这些残片。

经过十日的等待，9月13日，黄、吴、李、邱四人的隔离审查终于展开。

为了备战，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将38军纳入卫戍区的指挥序列。在黄、吴、李、邱四位领导隔离之前，他们召开了作战会议。黄总长依然主持大局，我们向总理提交了报告，总理亦将此报告转给了黄、吴二人，以确保他们的稳定。在作战会议上，林彪逃离的消息得到通报，并对应对措施进行了部署，为战斗做准备。

我推断，林彪对主席自南方返京并计划召开三中全会之事有所察觉，或许料到了此举旨在解决或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运动已将其牵涉其中，叶群也已进行检讨。三中全会一旦对他进行清算，即便他试图逃脱，也难逃其咎。林彪对毛主席的性格深有了解，因此他选择在三中全会前采取行动，这或许正是他的盘算。

林彪、叶群

在北戴河的奔跑途中，林彪乘坐的是一辆加装的红旗轿车。突发状况下，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当时普遍猜测是叶群与林立果将林彪劫持并逃离现场。在将林彪推搡至车中后，警卫部队随即开火。

我发现了那辆汽车，车门玻璃上布满了若干痕迹，幸运的是并未穿透。

一名警卫科长匆忙自车中跃下，竟不幸遭受枪击；车门紧闭不慎，车内乘客奋力拉扯，终将车门推开，驶向了山海关。

警卫部队采取开枪行动，其初衷乃是为确保林彪的安全，基于对林彪可能遭遇绑架的紧急预警。

林彪慌张，林豆豆不知去向。

林豆豆已潜入警卫部队，隐匿其踪。他向中央紧急通话，声称林彪已逃离，目的地为广州，并未提及苏联。

林豆豆（林立衡）

据观察，林彪逃往苏联之举似为临时起意，或许因女儿失踪而心急如焚，加之担心机密泄露，以及对广州局势的不信任，遂决定赴苏联避难。此乃我个人的推测。

在一次会议中，彼时我身为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却执意宣称林立衡，即林豆豆，是林彪的卧底，她坚持认为林豆豆应当被监禁。

总理显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便提及将情况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听闻后感慨道，若非林立衡及时向我们通报情况，我们恐怕仍被蒙在鼓里！鉴于此，才在涉及林彪的“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及：“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

总理表示，我坚信此方案表述恰当，主席亦对此表示赞同。如此一来，江青的提议得以妥善化解。

稍后，江青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在讨论问题时，切勿动怒发火。”

我们都在，总理没发火。

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

林立衡理应成为受奖立功的英雄，他堪称大义灭亲的楷模，是一位杰出的同志，其事迹理应传遍全国。然而，江青却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在警卫一师将她软禁，甚至逼迫她服药自杀，幸得及时抢救，方才转危为安。

“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应当对林立衡同志的事迹进行宣传。

直升机内存放着大量文件，以及一系列军事布局，其中不乏对苏方雷达站的具体部署信息。此外，还有众多录音带，其中一盒被谨慎地封装在信封中，信封上赫然标注着“绝密文件”四个大字，字迹模糊不清。

在公安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技术人员调整了转速，从而清晰地捕捉到了对话。原来，是黄永胜拨通了叶群的电话，两人谈论着私人的生活琐事，而这通电话被林立果所录下。虽然录音质量不尽人意，但对话内容依然清晰可辨。

在审讯黄永胜的过程中，播放相关内容引起了他的不满。他严肃指出，这涉及重大的政治议题，你们的行为显得不够庄重。

查获三万面额的外币，初判为德国马克，便向总理汇报。总理回应说这不可能是马克。后来核实确为三万美元，遂再次向总理进行了通报。

那段往事，唯有我们三人知晓，日复一日地忙碌着，机关的人员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向总理汇报情况、处理问题时，机关的人员虽认为此事与林彪有关，却对具体问题究竟为何尚不得而知。

携带众多文件至苏联，旨在作为会晤的珍贵礼物。其中不乏非核心文件及日常资料，然而，这些文件均承载着关键机密。

总理的判断准确无误，他指出该文件中必含有党和国家至关重要的机密，绝不可任其损毁，哪怕是一张纸片也不得丢弃。果不其然，总理的预见力再次得到了验证。

直升机正朝着北方翱翔，指示飞行员直飞乌兰巴托，李伟信依旧健在。

林彪的座机径直朝北疾驰，行色匆匆，机场方面已有所汇报。

我向总理说，不能击落？

总理称赞道：“你说得很有道理！你被打落了，又该如何解释呢？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几句。”

直升机自北京升空，两架飞机未进行通讯，飞行时长亦相同。北空之机随即起飞拦截，成功将其引导回航。

拦截虽非关键，然驾驶员身为中队长，对情势一无所知。大队突然召他开会，他正酣睡，于夜半时分被匆忙唤醒，并被强迫前往乌兰巴托。枪口相逼之下，他误以为是要背叛祖国，心中罗盘顿时失去了方向。

周宇驰迷失了航向，转了一圈后惊讶地发现，飞机竟然又回到了北京。当飞至渤海所上空时，飞机被迫降落，不幸的是，驾驶员在飞机刚一触地时就被击毙。

驾驶员功不可没，即便罗盘出现故障，他们依然未能将飞机驶向乌兰巴托。

自9月13日以来，每日悉心收听苏联广播，期待了解林彪在苏联停留期间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发表的各类文章及演说，然而始终未能捕捉到相关信息。

经过三日的沉淀，蒙古方面提出正式抗议，指控我国一架飞机擅自闯入其领空，并降落至其境内领土。

我国大使亲临现场查看，发现乃是一架民航客机，遇难者被抛洒而出，机身并未损毁。从送回的照片中，林彪和叶群的面容清晰可见。

油料告罄，不得不紧急降落，且领航员缺席，燃油补给也不充足，整个过程显得十分仓促。由此可知，这是临时起意，向苏联飞去，而非经过周密策划。

诸多传闻纷纭，声称黑匣子竟有神奇之力，难以焚毁，或许已被悄然运往苏联。传闻中，匣内藏有录音，其中不仅包含了枪响，更有争执之声，因其中并不全是他的忠实同党。这固然只是传闻，但亦未尝不可信。

然而，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辨认，林彪的膝盖骨暴露在外，显然已经断裂。女尸（叶群）的肿胀情形也一目了然。现场并无人员被烧焦的迹象。显然，是由于飞机在迫降时在草地上划出了一条长长的沟壑，机翼在山丘上刮擦断裂，导致飞机翻转坠毁。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起事故应归因于迫降，而非战斗中被击落。

256号三叉戟飞机失事地

9月13日清晨，总理在部署任务之际，随即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严格保密。知情者的范围极为有限。

为确保首都及全国保持稳定与宁静，广播依旧如往昔般，祝愿林副统帅永享安康。即便在林彪不幸于温都尔汗遇难之后，这样的祝福仍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捕捉黄、吴、李、邱四人，毛主席和周总理均持谨慎态度，遂推迟十天进行。

十天内需阅读中央文件。

在获得林彪的手令、飞机编号以及致黄永胜的信件之后，决策层方才作出隔离审查的决定。

9月24日晚，我们已做好相应准备。总理邀请我们进行交谈，讨论被捕者应被安置于何处。此次会议我本人及吴德出席，而杨俊生则未参与。

经过深思熟虑，我考虑不宜将此事安置于城内。警卫三师隶属于新四军，与黄吴李邱等人关联较少。吴法宪虽曾为新四军三师的一员，但并非江南人士。而警卫三师则是江南黄克诚将军的部队。在总理的同意下，此事得以妥善安排。

经过商议，决定将黄永胜押送至七团，怀柔地区；吴法宪则被安排至三师九团，八里桥附近；邱会作则被安置于牛栏山，炮团区域；李作鹏则被安置于三师师部。

此时晨光尚未熹微，原定的会议定于八点召开，战士们依旧沉睡于车厢之中。曾绍东押解着李作鹏。

在会议召开之际，邱会作因公务繁忙，抵达会场时已晚了十五分钟，此系因前往机场送别归程所致。

总理似乎察觉到了某些迹象，难道是察觉到了什么？黄永胜焚毁文件，那么总理会不会也有所察觉，因而不再前来？

首相强调，即便战斗再艰苦，也必须将他捕获。他询问我：“你是否具备机动部队？”我回答：“有的。”接着又问：“具体有多少？”我回应：“城外部署了两个师，城内则有一个团，刚刚完成拉练，现正驻扎在半壁店。”

总理坚定地指示，这项任务将由该团负责执行，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也要直捣西山100号，务必将其人擒获。就在此时，邱会作匆匆而至。

总理于新疆厅内与黄、吴、李、邱几位进行交谈，强调林彪意图南遁至广州，你们对此情况颇为熟悉，务须如实陈述。

黄永胜表态，保证。

总理召见我，指示我转告黄永胜，他将被派往吴忠任职，并要求他妥善交代一切；黄永胜回应道，他将全力支持并拥护中央关于审查的保护措施。

在将黄永胜押送至三师七团并妥善安置后，我正准备离去。然而，黄永胜却将我叫了回来，并嘱托我向总理汇报相关情况。

“在我所掌握的信息范围内，我必定会详尽陈述。我对中央对我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

林彪专案小组由十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黄、吴、李、邱等人。随后，中央委派我及李震同志负责审讯黄、吴、李、邱。我身为专案组成员，而李震则是公安部部长，虽非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同志谦逊有礼，因此我请他牵头处理此事。

在审讯过程中，黄永胜对所涉问题闭口不谈，当播放那盘录音时，他却表示这属于政治问题，态度显得不够庄重。

取信，称未收到。

王飞送的信，他否认是这封。

既然此信旨在致黄永胜，却为何落入周宇驰之手？难道是周宇驰在黄永胜阅读完毕后，擅自将信件取回？这一切仅是猜测，无法确证。

无法确定王飞是否送了这封信。

黄永胜坚称未曾目睹此信，我们亦无法断定其曾阅读，原因在于该信当时正掌握在周宇驰手中。

然而，在公开审判“四人帮”期间，法庭上向黄永胜展示了这封信，黄永胜表示已目睹其内容。

我揣测，黄永胜或许感到紧张，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他确实目睹过这封信；另一方面，或许是总理曾展示给他，但他未能明确指出是于新野、周宇驰还是总理本人将信件展示给你。

若未明言其详，我亦难以作出断定。历经多时，即便如此，他仍坚称不知情。

彼时，众人普遍认为吴法宪的态度最为妥当，林彪对他已有所授意，如派遣他前往广州等地，指示详尽明了。毛主席最终决定对吴法宪实施宽大处理，并为他寻觅住所。

我已寻得马寅初的住所，预备赠予他，如此一来，他的家人便能够同住一处。

最后，尚有一事需他详细说明，他却言语模糊不清。此后，那处房产便未再赐予他。

“尚有一事，亟待交代！”

李作鹏被总理质问，既然山海关机场已下达禁飞令，为何仍下令起飞？为何擅自更改总理的指令？邱会作亦未说明具体问题。

在审问黄、吴、李、邱之际，对南逃事宜未能彻底查明，未能明确他们是否知晓南逃至广州并另立中央的计划。当时我的调查并未对此有明确结论，同样在审讯“四人帮”的过程中，这一问题也未得到解决。

毛主席：

5月20日，我拜访了周恩来总理，就党内团结以及涉及政治局以上领导人员的安全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鉴于对总理的尊重与咨询，特此向主席汇报此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恳请主席审慎考虑，并期望主席能够与总理进行深入交流，由总理负责具体实施和落实。

我的意见如下：

历经五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无疑是必要且正确的。我们在此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胜利。当前的任务在于巩固这些成果，并执行九大的团结路线。特别是批陈整风阶段，这一举措也是必要且正确的。陈伯达作为反革命分子，其行为恶劣，曾借庐山会议之机制造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为确保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团结稳定，防止思想混乱者或冒险分子采取突发性行为，破坏党的团结，造成秩序混乱，引发国内外的不良反响，我们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考虑以下方案，敬请主席审慎。

首先，我们将采纳“四不一要”的原则，具体而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对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担任的大军区首长，包括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鉴于批陈整风运动，当前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可靠性已基本得到确认），我们将执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的四项保障措施。

若该组织成员犯有过错，可通过党内思想批判途径进行纠正；若成员生病，可指派他人代为履行职责；若不幸病故，则选拔合适人选接替其职位；而对于长期患病，请求退休的成员，则依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首先，在遇到特殊状况时，必须严格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指导性指令。

其次，务必将此规定传达至北京及其他需设卫戍部队的城市，确保每位士兵均清楚了解：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遵从除主席之外任何首长发布的针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级别人员的抓捕、监禁、处决等违令行为。

若他们以执行命令为名，行乱令之实，那么个人理应承受法律的严正惩处。无论其逃逸至何方，都必须归案接受公正审判，绝不能以执行命令为借口来规避应负的责任。

第三，为确保首都的安全，提议由华东、东北、山东三方各派遣一支独立营，负责对首都周边的三个人工山体实施严密守卫。

第四，我建议将三十八军从华北地区调离。尽管该部队素质优良，然而部署在首都周边似乎并非最佳选择。因此，建议将其调往他处，并由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某军接替其现有任务，以更有效地履行职责。

在审视本次批陈整风会议的文件后，我注意到一些同志对于安全问题抱有担忧，他们的心情显得颇为忧虑。这种情绪不仅值得关注，更值得我们深思与关注。

鉴于预防万一事故的考量，我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上述措施。然而，这些方法或许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特此向主席汇报，恳请主席审慎考虑，并请转交总理处理。

针对第一条与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负责警卫任务的干部，召开一次专项会议，明确宣布相关指示。他们需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信息传达至每一位士兵。此外，应每两三个月进行一次重复传达，持之以恒，长达十年。十年之后，根据实际情况，仍应秉持此精神进行相应处理。

非首都部队可达师团级干部。

这些信息对外必须严加保密，力求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不利影响的产生。

我衷心期望能与主席进行一番交流，敬请主席在方便之时，赐予我预约会面的机会。

此致

敬礼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出席。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未呈递至毛主席手中，实则经历了授意、起草、修订及誊抄的全过程。据知情者透露，稿件完成之后，曾搁置了三天。在此期间，林彪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不再将此文件上交。

总理提及，林彪曾就此话题与他交流，总理自问，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林彪意图将此事呈送主席审批，一旦获得主席的批准，其核心团队——黄、吴、李、邱等人便能得以保留。

难道不是有人担忧吗？保障不是存在问题吗？然而，恰恰是这些人，政治局中的他们，如此一来便保住了他的核心团队。

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黄、吴、李、邱及叶群等人的问题已被揭露，实则亦牵涉到林彪。他试图通过此手段阻止进一步的调查，意图中止这场风波，这是我的解读。他的意图在于保护自己的核心势力，这是第一点。

其次，对于卫戍区这一规定，我阅读后不禁感到一丝忧虑。我无意对你施加任何影响，亦不打算牵扯你入内。若你被卷入，你自然会向上级汇报，并将这一信息传达至每一位士兵。我们每隔两三个月便会进行一次传达，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

毛主席若是得以通过，便能掌控卫戍区，此举被视为“以防野心分子作乱”。

这份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规定士兵每两三个月需传达一次，坚持十年如一日。若发生紧急情况，他作为第一副主席，根据党章规定是接班人，他亲自指导，你若不遵从，那将不仅仅是违反命令的问题，而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置。

此法掌控卫戍区，实乃一着妙棋，相较宴请、合影、赐官、笼络，此法更为稳妥。一旦你向他汇报，便可能暴露行踪，对此，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可言。

他没有将物品递交至毛主席手中，考虑到毛主席性格敏感，不知此举会引发何种看法，若得到赞同自是好事，但若不然，是否会被识破？他心中犹疑不定，因而作罢。虽然已经整理完毕。

显而易见，此时林彪的思维活跃，构思了诸多策略。他意图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掌控卫戍区，并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指授方略”，使任何人皆在掌控之中。如此举动，不得不谓之高明。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份资料至关重要。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目睹了危机已蔓延至黄、吴、李、邱等人，甚至波及叶群，最终也降临到他自己头上。面对这一危局，他亟需寻求解救之道。当尝试的方案未能奏效，他选择外逃，这一行为充分揭示了其内心的挣扎与思想动向。

这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的结果。即便写完后，我还会将其放置三天，仔细考虑是否应当送出。最终，我决定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我深知自己并未完全把握，一旦送出，很可能会暴露破绽。

这份材料颇具研究价值，涉及高级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稍加思考，便能从中获益良多，收获颇丰。